郭宝昌试图从美学理论和古典哲学中寻找京剧“可玩性”的理论依据。 他特别谈到了《红楼梦》和《道德经》。 他对《红楼梦》的分析非常精彩，很少有人看到曹雪芹“充满了伟大的游戏玩法”的叙事风格。 正是在这一点上，他看到高娥不如曹雪芹，因为他“缺乏游戏人生的境界和视角”。 当他谈到道德经时，似乎很简单，没有发展或深度。 其实，老庄的思想与游戏精神的关系值得一说。 尤其是庄子，他不仅是游戏精神的理论家，还是游戏精神的实践者。 他肆无忌惮的文章写不出游戏精神。 儒家的审美理念是以政治和宗教为中心，所以有“文以载道”的要求，而道家的审美理念是以审美为中心，所以崇尚游戏精神。 郭宝昌确实不是理论家。 他对京剧游戏精神的探索和思考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，也不是书呆子，而是从他几十年的观剧经历，以及经验的积累给他的启发和理解。 这让他的探索和思考直接指向了京剧的本质和目的。 晚清以来，梁启超肩负着救国救亡的历史使命，率先提出“戏剧性革命”。 在戏剧的肩膀上，尝试用政治化的新戏来代替游戏精神的旧戏。 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方法。